刘东教授在十年前曾出版过《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探讨的核心议题是“中国文化与全球化”，并提出我们要创造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此后，世界局势剧烈变化，“后全球”如今已成为国际学界的时髦话题，促使作者对此前的观点进行反省和补充。作者首先重申了之前的观点，即全球化运动的底层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进而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文明之间的压缩和互嵌所导致的多方面的困扰，其症结就在于“压缩性的全球化”令人们生活的世界裂变乃至垮塌。在作者看来，“这种‘全球化’乃是‘脱嵌’式的，是赤裸裸地单纯从利润出发的，而完全不具备文化与社会上的考量，所以，它才会在逐渐波及的世界范围内，也如涟漪般地引起了‘在地化’的分庭抗礼，以至于以往尚且可以遥遥相望而相安无事的文明客新策略，如今反倒因为既被强行地捆绑到一起，而不得不彼此排斥、激烈纷争，于是闹得整个地球更加分裂，也更不太平。”
对于“后全球”这个新术语，作者在评议多部相关著作的基础上提出，这个概念凸显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冲突，也放大了以往被淹没在乐观中的碎裂噪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采纳这个概念，它都有助于我们警醒地关注到，全人类正面临着关键的临界点。然而，即使是人们为“后全球”惊叫的时候，也未必真的到了为“全球化”大唱“挽歌”的时候，还存在着不少沟通的渠道、协商的机会，乃至契合、共赢的基础。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难得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当下仍需要警惕那些相应的风险，以期在同世界的协商、互动、磨合中，逐渐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最佳中点。作者进而认为，长远来看，唯有“后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的理想，才可能帮助我们走出当今“全球化受挫”的困境。
《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当今世界的机遇、嵌入与错位》，刘东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客新策略
我们是不是掉进了泥潭？
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本书，即由亨利·苏斯曼编著的《后全球的困境：气候变化时代的理论》，它从一个令人恐惧的横断面，扫描了整个当代社会的失序状态。
具体而言，苏斯曼这本文集邀请了多方的专家，就一系列彼此纠缠在一起的、看来已无从索解的灾难性问题客新策略，包括社会崩解、气候剧变、生态失衡、不可持续、人口萎缩、恐怖袭击、经济救援、垃圾堆积、流行疾病、信息灾难、政治动荡、人权侵害等，从理论层面分别进行了回应——而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苏斯曼这样写道：
尽管构成《后全球的困境》的材料，在方法、策略和即兴创作方面丰富多样，可它们都源自一个有关全球化主导叙事失败的共同故事，而该故事的后果包括造成了生态灾难的放射性蔓延、政治骗术、大规模剥夺公民权、人口萎缩、金融危机、毒品战争、资源挪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组、技术权宜之计，以及我们当前都在经历、应对和书写的还原论文化口号。
鉴于这一团乱麻所带来的挑战，也严峻地指向了人类的认识本身，亨利·苏斯曼紧接着更进一步地指出，这也在要求学术自身的解构与重组，也就是说，鉴于困扰着人们的生态污损、物质短缺，以及令人绝望的行政、政治措施，也在同步冲击着各个学科、学派和范式，当下的学术分工本身，已无法再与往昔同日而语了。
总而言之，在这些打出了“后全球”旗帜的学者们看来，尽管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从表面上看，就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正把这个世界推成了“一马平川”，可只须定睛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实则是变得更加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了，或者说，是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紊乱、失序与崩解。在这个意义上，这台曾像是凯歌行进的轧道机，就并非仅仅带来了机遇与愿景，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与危局——当然，这也正激发了这些学者的理论抱负，打算以“后全球”（post-global）的口号来凸显，以往那个流行于世的“全球化”概念，到今天早已经被抽空、耗尽和证伪了。
平心而论，这种尖锐而晦暗的议论也有其好处，它凸显了以往时常被忽视的、恰恰是由“全球化”进程本身带来的新型冲突，它也放大了以往曾淹没在乐观声浪中的、并不那么美妙和谐的嘈杂、爆裂与噪声。事实上，正如我以往论述过的，相互挤压、嵌入与叠加的“全球化”，同时给世界造成了诸多的脱节与错乱，也正是这类的嵌入与错乱的交织，又诱导出各种各样的、以往根本始料未及的问题——甚至于，原本就已危机重重的人类社会，也正由于彼此的快速挤压与嵌入，原先的危机开始相互激发，乃至发酵出危机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从而加剧了贝克意义上的全球性的风险社会。
在以往那些相对寂静的岁月里，人们还是无法想象，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竟能变得像现在这样频繁、密切、嘈杂，甚至成了须臾不可稍离的生存手段。今天，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起居中，我们也是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离不开作为整体的“全球场”。—不过，这种整合却带来了让人爱恨交加的双刃剑。一方面，我们由此好像是更加自由了，从这块疆域到那块疆域，大家可以轻易地飞来飞去，享受到各种文明的发明与特色。可另一方面，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中所说，在地球越变越狭小逼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空间也被日渐压缩，使得心情与感受越来越紧张，因为地球上任何角落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即时传播到我们耳朵里，要求全体人类共担风险，从而构成我们心跳加快和夜里失眠的理由。（《再造传统》，第10页）
凡此种种的负面现象，其实早就明摆在那里了，而我们当下面临的选择无非是，究竟是要在“全球化”的理论前提下来理解这类的嘈杂、爆裂与风险，还是干脆转移到“后全球”的参考框架下，重新认识和估量“月球的背面”？应当进而留意的则是，此中最关键的还在于，这已经不再是要保守或留驻在“前全球化”中，而是要超前或跃进到“后全球化”中了。由此我们便恍然大悟，到底想要或宁愿选用哪种理论来概括当代，恐怕更多的还是属于主观的信念问题，取决于人们天然就倾向于相信什么，毕竟人类的“理论建构”的行为动力之一，正是来自自身固有的主体性。——既是这样，又使我想起另外两句苏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无论如何，总应当如实而平衡地看到，即使在采用“全球化”概念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是一脸天真地认为，从此“世界”就是“扁平”的了，或者从此“历史”就已然“终结”了；再反过来说，哪怕接受了这个“后全球”的术语，我们也无力再要求回到“前全球化”状态，而无非只是在一种先连接又断裂的状态下，透过许多层破碎的玻璃透镜，来观察那种已经变了形的、属于模糊叠影的“全球化”。——换句话说，“地球村”总归还是这么个“地球村”，并不可能当真就此“老死不相往来”了，它充其量只能再次表现为，被既连续又断裂地划作了村东头和村西头，或者村北边和村南边，而且，两边都认定了对方是天然邪恶的和不可理喻的。
这也就意味着，从当今迫在眉睫的情势出发，我们总要像卡洪的那篇文章一样，再来考察另外一种形式的“后什么”，尽管这个“后什么”在他那里代表着“后民族国家”或“全球化”，而类似的前缀挪到今天的场合，则又代表着超越了它的“后全球”。然而，鉴于“post”一词本身暗中含有的、大概只是被虚拟出来的时间性，我们仍须再谨慎地澄清一点：即使沿用了这种俗常的熟语，也并不代表我们老病复发客新策略，自认为先从“前全球化”走到了“全球化”，又从“全球化”走向了“后全球化”；就像人们同样曾经认为的，我们是沿着某种单线的历史目的论，先从早前的“前现代化”走到了后来的“现代化”，又从这种“现代化”走到了时新的“后现代”，甚至于，还会再从“后现代”走向更加时尚的“后-后现代”。在我看来，与其相信这种不无神秘的、代表了某种“神意”的单线目的论，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坦白说，我们就是弄不清楚究竟为了什么，突然发现自己掉进了这个泥潭，根本谈不上是沿着一条预定的线索——更不要说是基于某种“前定的和谐”——而众望所归、如其所愿地走到了这里，然后又得意洋洋、高奏凯旋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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